欄目：上海留學生落戶咨詢 人氣：0 日期：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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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城鎮化速度將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城鎮化發展也將轉向規模擴張和質量提升并重。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成為城鎮化的最重要任務。
那么近年來，我國的戶籍城鎮化率進程是怎么樣的呢?各地區的戶籍城鎮化又存在哪些差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近年來各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走勢、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比較，力圖呈現出各地城鎮化進程的一些差異特點和發展潛力所在。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緩慢
近日，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在上海發布。落戶上海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兩者之間存在著16.2個百分點的差距。
不僅如此，與2010年數據相比，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間，盡管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如火如荼，但真正反映城鎮化質量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的幅度仍小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海歸上海落戶
根據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中國居住城鎮的人口接近6.66億人，城鎮化率達到49.68%，全國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鎮。到，這一數據達到了56.1%，5年間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6.42個百分點。
在戶籍城鎮化率方面，根據《報告》，2010年這一數據是34.17%，到，這一數據達到了39.9%，5年間提升了5.73個百分點，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幅度低了0.7個百分點。
報告分析，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不快，一方面是由于跨省、跨地區轉移人口尚未出臺統一的政策安排，外來人口特別是跨省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緩慢。一些人口流入較多、農民工落戶意愿較強的地區還沒有制定具體的戶籍改革方案;一些地方對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方面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制定具體落戶條件時對本地人寬、對外來人口嚴。部分地區雖然降低了落戶和外來人口享有公共服務的門檻，但是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仍然存在“玻璃門”的現象。另一方面，農村相關權益保障機制不健全，農民對進城落戶擔憂仍然存在，落戶的積極性不高。
《報告》指出，新型城鎮化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理順人、地、錢之間的關系。目前涉及人的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相對較快，但涉及地和錢的改革進展相對滯后。人口轉移與土地、資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導致地方缺乏動力承擔市民化成本，城鎮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戶籍人口城鎮化需要錢，相應的教育、醫療、養老以及保障房等所有的公共產品供給都要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在缺錢的情況下，對城市建設更為熱衷，而對與民生緊密相關的公共產品供給積極性不高。“戶口不是問題，戶口后面的各種公共服務的供給，才是最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無論是四大一線城市還是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都設置了較高的落戶門檻。評論指出，這些門檻將龐大進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篩掉了“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對象。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實現區間被壓縮到了三四線城市和城鄉結合部。
但是，與此相反，就業和多樣化發展機會最多的地區，恰恰是戶籍人口控制最嚴的地區，這些一二線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而放開戶口準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戶籍城鎮化率”任務的地方，卻是機會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帶，這些地方自身的城鎮戶籍人口還在外流，即便放開落戶，也沒有多少人愿意去。這也正是戶籍城鎮化提高緩慢的最大原因所在。
各省戶籍人口城鎮率：上海居首、貴州最低
具體到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存在較大差異。
關于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新計算方法，有關部門還在深入研究。但近期來自貴州省統計局的一篇《對當前貴州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城鎮化的對比分析》，根據學術界常用方法，暫用戶籍非農業人口代表戶籍城鎮人口，用非農業人口比重代表戶籍城鎮化率，披露了全國各省戶籍人口的比率數據。
根據貴州省統計局發布的這篇文章顯示，，有16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最高的上海達到了90.32%，而最低的貴州只有16.4%，兩者之間相差約76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上海、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轄市的戶籍城鎮化率位列前三。海歸落戶上海其中，上海市唯一一個超過了九成的省份，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于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省份。上海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89.60%，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了0.72個百分點。
上海緊隨上海之后，位列第二，這一比例達到了81.74%，是唯一位于80%到90%區間的省份。在上海之后，是天津和江蘇兩個位列60%到70%區間的省份。
其中，江蘇這一比例達到了60.14%，是直轄市以外唯一一個超過60%的省。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這4年間，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 一舉超越了遼寧、廣東，位居全國第四。第一經濟大省廣東以54.32%的比例位居全國第五。
在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兩個沿海經濟大省后，來自東北的三個省份也位居全十，遼寧、黑龍江和吉林分列第六、七、九位。
“這主要是歷史原因。”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東北的工業化進程較早，建國后我國的一系列大項目都放在東北，所以當時東北的工業化、基礎設施、城鎮化在全國最高。“這些大項目都是大國企，能解決人才、工人的落戶，工業化程度高，帶來城鎮化程度也很高。”
不過這三省4年間提升的幅度都不大，分別只有0.7、0.76和1.42個百分點，落后于全國水平。“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大項目促進了東北經濟的發展。但在市場經濟時代，這也導致了機制體制等一系列問題。目前東北的城鎮化率雖然高，但年輕人、青壯年外流比較厲害。”丁長發說。
此外，2010年到，有6個省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出現了下降，其中有4個為中部省份，分別是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這四個省份與沿海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三角洲聯系十分緊密，大量的人口流向這兩個三角洲，包括不少城鎮人口和大學畢業生也遷往沿海發達城市。
